二月。年后的灯笼还挂在院门口的槐树上，红得有些倦了。

行李箱摊在堂屋中央，半开，像一张欲言又止的嘴。母亲进进出出，每次经过都往里面添点什么——一袋炒熟的南瓜子，用超市的塑料袋装着，袋口打了个结；几双毛袜，针脚粗疏，是这些年攒下的存货；甚至一小罐腌菜，玻璃瓶身贴着歪歪扭扭的标签。这些物品在箱子里相互挤压，彼此取暖，形成一种临时的、仓促的秩序。

离别总是在饭后发生。

年节的余味还腻在胃里，汤圆的甜或饺子的香尚未散尽，人却已经站在门槛边换鞋。这种仓促是刻意的，仿佛快一点、猛一点，就能削去不舍的钝角。母亲帮着拉好拉链，手指在箱柄上停顿了一秒，那一秒里有很多话，最后只变成一句“到了发个消息”，轻得像汤面上漂的油花。

门在身后合上。没有回头。

不是不想，是不敢。院里的土路在脚下延伸，经过晒谷场、老井台，直到村口的水泥路边。直到坐进拼车，才允许自己从后窗看一眼——院门口的人影已经缩成一个小点，却依然保持着挥手的姿态，像一尊被时间遗忘的雕塑。

车站里人多得不像淡季。

行李箱在人群中艰难地穿行，轮子在地面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，像某种饥饿的腹鸣。找到座位，把箱子塞进头顶的行李架，那个高度恰好是目光可以触及的地方——深灰色的箱体，贴着褪色的托运标签，是去年、前年、大前年的痕迹，层层叠叠，像年轮。

大巴启动时，暮色正合拢。

窗外的风景开始流动，从熟悉的田野变成陌生的村庄，再变成更陌生的城市轮廓。车厢里的灯光亮起，照见邻座的人：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，戴着耳机，屏幕的光在她脸上明明灭灭；一位中年男人，把外套叠成方块垫在脑后，已经发出轻微的鼾声。这些面孔在此刻相遇，又将在下一刻离散，像年节夜的烟火，短暂地共享同一片天空。

打开母亲给的南瓜子。

塑料袋已经有些油了，瓜子却还脆，盐炒的香气在密闭的车厢里格外鲜明。一颗一颗地嗑，动作机械，却能让时间变得可以丈量。这种吃法是从小养成的，过年时一家人围坐，瓜子壳在瓷盘里堆成小山，电视里的晚会声音成为背景。此刻独自重复这个动作，壳无处吐，只好攥在手心，积成一小把，像某种无法处理的思念。

夜深时，收到消息。

没有文字，只有一张图片：家里的方桌，碗碟已经收走，只剩一只空碟，和碟边没擦净的渍痕。拍摄角度是从父亲惯坐的位置，望向母亲惯坐的位置，两个空位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平整。忽然明白，离别从来不是单向的——此刻的远行有多长，家中的空位就有多宽。

二月是返程的季节。

所有的热闹都收敛成一种安静的忙碌，所有的团圆都预备着下一次的离散。而行李箱是这种循环的见证——来时装满期待，去时装满余温，在出发与抵达之间，驮着一个普通人，最朴素的乡愁。

大巴穿过一座桥，水面上的倒影碎成光斑。

那个装满南瓜子和毛袜的箱子，在头顶的行李架上轻微晃动，像一颗悬置的心。而此刻，它正随着这辆夜行的大巴，驶向明天，驶向又一个，需要独自面对的春天。